看劇心飄飛

　　朋友介紹我從網路觀看台灣的連續劇－「歌謠風華－初聲」，那是描述台灣音樂家鄧雨賢的生平故事，才看了兩集就百感交集，思緒隨著影像飄飛到那遙遠的時代。

　　鄧雨賢（1906 – 1944）是 1930 年代台灣流行歌謠的作曲家。他所創作的「四季謠」（李臨秋作詞）、「月夜愁」（周添旺作詞）、「望春風」（李臨秋作詞）「雨夜花」（周添旺作詞），（現代合稱「四月望雨」），流行了七十多年，至今仍句句扣人心弦。一九三零初鄧雨賢甫自日本學音樂回台，當時台灣本土歌謠尚未蓬勃發展，他雖有滿腹才華，卻只能屈於台中法院當翻譯官。後來因為電影宣傳曲「桃花泣血記」紅遍大街小巷，始打開台灣本土歌曲唱片業的作曲風潮。鄧雨賢於一九三三年受「文聲唱片」委託，創作了「大稻埕進行曲」，描述花都台北的摩登時代，得到了肯定。「古倫美亞唱片公司」為了發展台灣歌謠，特別專約他寫歌創作，鄧雨賢成了台灣流行歌曲創作的第一人。也在那時他認識了流行歌曲演唱者純純。後來因二次大戰爆發，他的台灣歌謠被日本軍政府拿去填詞改成戰爭頌歌，在戰爭壓迫下違背良心作曲，鄧雨賢苦悶至極，以致抑鬱而終，才得年三十九歲。

　鄧雨賢生活的年代剛好和我的阿公阿嬤同一時代，我一邊看電視劇，一邊想起從未謀面的外嬤李清磬女士 (1907 – 1941)。外嬤出生於彰化世家，淡水女學校畢業後到東京唸書，那個時代女性到東京進修是極少數且很了不起的。在東京阿公與阿嬤相識，他們是日本領台後受完整新式教育的知識份子的一代，同時也一起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三零年代是他們生命的高峰期，媽媽、舅舅都是那時期出生的。不知阿公阿嬤有否購買過古倫美亞公司的黑膠唱片？不知阿公阿嬤是否喜歡鄧雨賢的歌曲？阿嬤在戰爭時期因醫藥缺乏而早逝，鄧雨賢也是在戰爭後期英年早逝。阿公在我小學六年級時過世，我無緣請教他三零年代的歷史人文，如今只有從電視劇中去想像推測。

　　台灣戰後受國民黨高壓統治，不僅無言論自由亦無正確的歷史教育，現在四十歲以上的人有許多對台灣史仍不甚了解，連最近一百年的日治時期的真相，都缺乏認識。曾經有位外省朋友以輕蔑的口吻對我說，你們同鄉會是不是都只在唱什麼雨夜花那種歌曲。解嚴之前，台灣的電視完全沒有以土地、人民及家園為主的節目，如今戰後近七十年，才稍稍看到有新一代的年輕人對自已的歷史、土地、人民有用心去認識。這遲來的耕耘、慢開的花朵，欲試圖將台灣的歷史人文以原貌呈現在影劇的創作藝術上，值得我們的肯定與鼓勵。希望台灣的影視創作的編劇、導演、演員再接再厲，努力耕耘，提高台灣電視劇的品質，別老是讓日劇韓劇給比了下去。台灣的歷史背景特殊而且崎嶇，有許多可取材的真實故事，如蔡惠如、楊肇嘉等人的事蹟，如果有一天能看到林獻堂的故事全貌，那台灣才有無恐懼的自由。

　　這篇看劇雜記說感想不夠詳細，說懷念沒感情，說歷史沒深度，還要批判國民黨，還要期待台灣電視劇，心思很飄飛，希望大家來回顧歷史，述說往事，讓台灣人有共同的回憶。

捕風捉影 － 憨人上諫言

　　老總一向是心平氣和、通情達理的人，一向有耐心傾聽部屬的心聲與問題，然後給予適當的建議與指導。在美國上班近三十年，碰過千奇百怪各種型態的上司，這個老總算是我三生有幸碰到的好主管。兩年多來，共同處理過一波又一波的變動，完成了一件又一件的計畫，彼此都了解各自的個性和能力。然而最近公司擴展，工作計畫接二連三地降臨到老總頭上，加上人手不足，她在壓力重大下顯出了倦容。兩週前，我還如姊妹般的告訴她要多休息，以免累壞了身體；她也回說每晚都有做消除疲勞、恢復體力的功課，以應付明天。可是最近依我的觀察，她已經心有餘而力不足，漸漸失去其原有明智的管理方式了，而被負面情緒影響，遇小事竟然發大脾氣，吼罵部屬，亂甩報告，頻頻失控的行為令人錯愕。

　　幾天前，副總突然來叫我去開會。一進老總辦公室，只見她怒氣沖天，不分青紅皂白地破口大罵，無論我如何解釋，每一句話都導致進一步的誤會，變成她更生氣的理由。她好像是故意在副總及其他人面前罵我給他們看，以顯其威風。我趕緊閉嘴，讓她發洩情緒，然後告訴她，事情已經補做完了，她馬上說：「Okay, you are dismissed.」　一時間我也搞不清該說什麼，只回應一句：「I am sorry.」就趕緊退了出去。

　　回到自已的位子後，一顆心七上八下的，回想著剛剛發生的戲劇狀況，覺得我好像是被副總抹黑，被副總在我背後捅了一刀。到底副總在老總面前，興什麼風作什麼浪，誤導了什麼訊息呢？心情混亂無比，無法專心工作，真想找人訴訴苦水，突然想起身邊的「司馬鳳」（Smart Phone）可以傳訊疏悶，按按按，點點點，把所有的委屈、鬱卒、惶恐、不滿、憤怒，從指尖點在「司馬鳳」上傳了出去．．．．．．傳到天涯海角，呼上天去做裁判。感謝好友「司馬鳳」的陪伴，現代生活中不能沒有你。

　　前面提到公司計畫接二連三地進來，副總趁機掌握最重要的計畫，成為老總身邊不可缺的得力助手，無形中增加了她的權力，然而她只是個有技術無人緣的主管。十年前是副總，十年後也只是副總，十年前因在眾人面前生氣失態，罵上罵下，而失去職位，費了八年的時間，好不容易才又回到原職位。這回她學聰明了，不再罵下也不罵上，倒是動不動就進老總辦公室去打大小報告，讓老總來發威，借老總的口罵人，不但在老總面前邀功，又可鞏固自已在其他同僚與部署面前的地位。老總雖知道副總有易怒快語的習性，平常時有閒時，還會三思其話語，但工作負荷過多的非常時期就很容易被她的負面訴求、錯誤訊息及盛氣凌人的態度給影響了。

　　想著想著，按按按，點點點，指尖在「司馬鳳」上把思緒紀錄下來，惶恐的心也漸漸平靜下來了。老總應是管理領導全部門的，怎變成受制於副總了呢？這宛如以前歷史課老師講的「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情形。皇上被惡人把持，那良相該如何呢？如果忍氣吞聲會對不起自已良心，可能會鬱悶而死；上奏諫言，皇上若聽不進去，亦有可能被殺頭啊！

　　委屈的心事若不解決，會影響工作效率，連上同鄉會中秋節表演節目都沒力氣，於是冒著危險，寫了封信給老總，說明事情發生的經過，並表示如造成不便的話，深感到抱歉。然後直言我的觀察，說她是個通情達理又有智慧的主管，但因最近工作繁多，壓力過重，受到副總快語誤判與盛氣凌人的負面影響，已失去她原有和善、願意傾聽、創造雙贏的領導能力。

　　現代的公司和古代的朝廷權力結構差不多，上司有權撤你的職，換你的位。寫信給上司有如古代上諫言給皇上，「知死了」。後果如何不外乎被老闆停職回家吃自己，或老闆會回應你感謝你的建議，不然就假裝沒收到信，當作沒發生過，彼此心知肚明、不說不吭、不了了之。

你說我的老總會如何處理呢？如果是你為人上司，你會如何扮演這個角色呢？

̆̆Sep 2012

小學憶往 – 懷念廖秀年校長

妹妹傳來網路消息：「台灣第一位國小女校長廖秀年女士百歲仙逝」

        哇！啊！喔！我的天，我們的廖校長現在才過世，我以為她早不在了。

這幾年我較常回台灣，早知道她還在，應去拜訪她。為何事情總是這樣令人後悔，生前毫無消息，死後見報已太晚。

　　她是我桃園國小的校長，自小學畢業後再也沒見過她，但她慈祥的笑容、端莊的儀表、敬業的態度在我幼小的心靈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已過四十多多年，往事如幻燈片歷歷清晰。

　　廖校長在日治時期是老師，她的學生現在都已八十歲，戰後進階為校長，六十歲以下在桃園長大的人，都記得她是傑出的女校長。當我念桃園國小時，爸爸是鎮上的名醫，媽媽在家長會出錢出力，學校老師特別鍾愛我，廖校長每次見到我都誇耀我服裝整潔、對人有禮，甚至說我多才多藝品學兼優，讓我受寵若驚。

　　五六年級時學校實施男女分班，我被編入明星老師升學班，所謂明星老師即教學嚴格有方，其學生成績優異考上台北聯考。那時剛開始九年國教，雖不必拼升學考試，但家長仍希望孩子能進好班，鎮上有名有勢的企業家、布商、律師、醫師、校長、縣市長等的女兒都編成一班，這些來自優渥家庭的孩子，個個音樂舞蹈鋼琴提琴才藝一身，男生班亦如此，「好額」子弟受教於明星老師。九年國教改變國小教育方針，家長會資源豐富，在廖校長英明的領導下，桃園國小成立了管弦樂團，成員大都選自這兩班明星老師的學生。每次樂隊練習時，這兩班學生就無法上課。男女分班後，樂隊練習時便成男女同學距離頗近的時刻，在那青澀的年紀，女生是不敢和男生講話的，即使目光相對也即轉瞬離開。管弦樂團除了小提琴，大提琴，手風琴、笛子，還有鐵琴與兩個木琴在樂團的中前方。全校功課第一名女學生被選為敲鐵琴手，我和另一位同學被選為敲打木琴手，站在所有團員的前面很是風光，感覺後面的男生在注意我，但是我的成績不是很好，當時覺得是因我有學鋼琴，老師才給我敲木琴的重任，現在回想，爸爸的好名聲及媽媽的好人緣才是主要因素。後來廖校長又組舞蹈團隊參加全省舞蹈比賽，我與敲打鐵琴的功課第一名女生又被選為舞劇中的重要角色。

　　要參加全縣音樂比賽日子接近，老師一再強調回家要練習，可以把樂器帶回家練習，老師是在說小提琴，手風琴，笛子的同學，而我也糊裡糊塗地把木琴推回家。因越區就讀，家離學校很遠，推著室內樂的木琴在街上走，引來許多注目的眼光，於是我選擇偏僻的路，跟著牛車後，木琴差點輪過牛糞。回到家媽媽驚訝的說：「要推木琴回來，為何不叫車？這種樂器可以在不平的馬路上推嗎？」

　　還記得我們當時演奏的兩首曲子是「快樂的獵人」及「匈牙利舞曲」，每次練習時，廖校長必走出校長室躬親來鼓舞，我們信心十足的去參加全縣音樂比賽，但因木琴搬運時，木鍵脫離，台上擺設時未注意到，沒固定好即開始演奏，使我在演奏第一首時無法敲打，揮著木棍在木鍵上打空氣，因擔心打在脫離的木鍵聲音不對，會影響了團隊的演出。指揮老師看到我沒打木琴只在揮棒，一邊指揮一邊對我大眼躬小眼，台下的評審官嘟著嘴瞪大眼滿臉疑惑一直看我，這女生怎麼了？

　　第一首演奏完畢，我趕緊修木琴，把木鍵按回原位，期望評審官會諒解，隱約中聽到後台老師們的聲音：「琇莉怎麼了？怎沒聽到木琴的聲音？」下台後，老師校長媽媽都急著詢問發生什麼事？怎麼沒敲出聲？我有口難解釋。當然了，我們沒拿到冠軍。

　　「驪歌初動離情轆轆，驚惜韶光匆促．．．．」小學要畢業了，當我們畢業生同唱：「青青校樹萋萋庭草，欣霑化雨如膏．．．．．．誨我諄諄南針在抱，仰瞻師道山高」，廖校長淚光閃爍，她知道送走的不只是畢業生而已，而是這倆年多采多姿的學藝風光。

　　不可否認的，日治時期培養出來的老師，散發著自律守法,、認真勤勉信實的精神。在小學畢業紀念冊中的相片，老師校長正襟端坐，雙手放在膝腿上，專注認真的神情，在往後所看到的任何官方團體照，都不復見此精神。廖校長一身藍色或灰色的過膝長裙套裝，端莊典雅，都非日後在台北遇到的著旗袍的臃腫老態的老師所能比的。

　　我們皆已坐五望六，自1969夏天踏出小學校門，奔向鵬程萬里，不曾回母校開過同學會。在人生的過程中，何時可駐足回首，促膝共同回想美好的記憶？此文不足以紀念一生未婚、奉獻教育的廖秀年校長，但是往事清晰應可以慰藉其在天之靈。(廖秀年校長於2012年八月十三日辭世)

「遞送快樂」讀書分享

                                                                                                                        琇莉

快樂可以遞送嗎？金錢可以買到快樂嗎？快樂有等級嗎？

　　兒子介紹一本 2010年暢銷書「遞送快樂」，作者為當今網路承銷公司 Zappos 的總裁 Tony Hsieh ；記述他短短十年來的創業過程與企業領導經驗，以及個人與專業成長的三進階：如何從只追求利潤，到把握熱情去經營，從零到十億，再到追尋更上一層的目標與意義－遞送快樂。

　　他深信公司文化是企業成功的要素，善待員工是做好顧客服務的基石，事實證明讓員工快樂不但改善公司氣氛，又可增加銷售實力。客服不可以僅是公司的一部門而已，而是要成為全公司的文化。他視花費在善待員工的成本如健保全付、訓練成長、供食、娛樂消遣等費用皆為市場開闊的廣告費用。也因花在員工的成本太高，與許多董事理念不合，造成經營的壓力。於是當他所帶領的公司在突破十億美元的銷售時（比預計的時間提早兩年）與 Amazon結合，成功的擺脫理念不合的董事的控制，不但可繼續他的想法經營Zappos，而且所有董事的投資皆換成Amazon的股票，可真是在企業界難得的三贏的局面。

　　Tony Hsieh 的父母來自台灣，屬於七零年代來美的留學生，炫燿兒女為生活重心，用現在的新詞即與「虎媽」「虎爸」同類，期望兒女品學兼優，音樂藝術體育十項全能，得進長春籐大學，然後不是進醫學院就是去讀法律。但Tony Hsieh無趣彈奏樂器，從小喜愛創造，滿腦子生意點子，從蚯蚓、紐扣到哈佛大學時期的漢堡生意，不怕嘗試，勇於學習經驗。大學畢業後，在Ｏracle上班，無聊的朝九晚五未能滿足愛創造的本性，於是和朋友共創公司LinkExchange，運氣好碰到網路公司崩跌前的好景，水帳船高，短短兩年把公司賣給微軟。

        表面上看來，第一次以兩年時間，將公司以兩億六千五百萬賣給微軟，第二次花了十年的經營，以超過十億的高價賣給亞馬頌，以錢來衡量很成功，而且是平均一年一億的成績對外亮相，但經營的心路歷程，及他所創造的公司特有文化，外界卻鮮有人知。為何親自創造的公司不得不轉售？只是為了錢嗎？為何自己創造的公司變得自己不愛去？高科技的公司職員都是一流的、有天份的，曾幾何時變成爭名奪利的拼鬥機構，公司文化敗壞致使主僕離心離力，不得不轉售。有了這次的失敗，第二次在Zappos經營時，特別注重創立公司特有文化，為了保護獨特的公司文化，所以與 Amazon結合，到底他在Zappos創造了什麼特殊文化，而引人注目呢？

其獨特文化即，鼓勵員工展現真我，希奇古怪不奇怪，自由佈置工作室，創立主題遊行隊，戲鬧娛樂不是壞，分享快樂增效率。雖為CEO卻與員工打成一片，自已無寬敞高級的辦公室，而與員工同座工作室。當今有多少CEO只顧壓榨員工炫燿財富享受自己，忘了領導人需要謙卑與智慧，Tony Hsieh的確不同凡響。創立公司服務品牌，回饋老顧客，讓顧客驚喜，道理簡單，看似容易，但十年辛苦艱難經營，千言萬語，儘在「遞送快樂」中。

Name of Book: Delivering Happiness

從一份禮物想起

　　友人從台灣帶來精美郵票禮物，四片玻璃鑲裝並排的兩吋大小的元朝古典詩曲郵票，鑲放在紅木相框精緻無比，對喜愛集郵的人，這是高雅送禮好品。我雖推辭不肯收，但抵不過其盛情。郵票來自台灣，當然寫著中華民國郵票，那精美禮盒置放桌上，「中華民國」天天在我眼前閃過，卻引我感觸許多。

　　友人知我熱愛台灣，但不了解我為何對中華民國的見解。畢竟我沒逢人就拼命解釋，中華民國以外來政權遷佔國的本質到台灣，施行屠殺菁英，專制恐怖統治，竄改歷史等暴行。送禮者無心無他意，單純只是答謝，可是我卻因「中華民國」，心理萌生一股難以形容的憤怒與不滿。是我不對勁嗎？是我有問題嗎？還是我想太多了！我該如何處理這股情緒呢？

　　幾年前，好不容易改成台灣郵政，好景如曇花一現，馬桶政府馬上改成中華郵政，若說要收藏紀念品，應該收集有台灣郵政字樣的郵票嚕！現在可是一物難求了。中華民國來台已有六十多年，卻不認同台灣，口口聲聲愛台灣，卻內神通外鬼的出賣台灣。在獨立建國的路上，維持現狀的過程，台灣人很悲哀，必須擁抱中華民國。尤其今年瘋狂慶祝建國百年，胡亂花納稅人的錢，馬政府不知台灣各行各業打拼的辛苦，只有表象的虛偽。台語「百年」是人生結束之意，真希望中華民國百年了了，讓台灣在世界有聲有影展新獨立。

　　到底是中華民國在煩我，還是對集郵的興趣早被柴米油鹽磨光而悵然嗎？還是年過半百對擁有物品收集珍品也超然且覺得不重要了！幾年前剛過半百時，想寫些人生半百感言，卻空洞下不了筆，如今踩在五五的歲板，卻因一份禮物，心情澎湃不已，莫非今年是五五猴年團結得勝之年！英嘉也屬猴，古人有言，猴團結勝猛虎，啊！讓我們一起來支持智慧之猴，改變台灣，改變中華民國。

賴淳彥博士懷念他的父親 (作者賴淳彥博士)

(賴大舅這篇「懷念父親」，從1907 寫到1955，雖是個人家庭生活回憶，但經歷日本時代，戰前、戰爭與戰後的台灣，是寶貴的台灣人的故事．)

　　對父親最早的記憶大概是在我四、五歲的時陣，有一日他帶我要去嘉義時的情景。父親特別帶我一個出外，使我有滿心的歡喜及幸福。牽我手的父親的手彼如大又厚，步伐又彼如闊(khòa)。「一(ichi)，二(ni)。一，二…」。我用力隨伊的腳步行，但行二、三步就愛快步追上伊。父親看到我隨袂著，哈哈笑著提起我互我雙腳騰空往前。

　　自我有記憶到第二次大戰的前半期，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無煩惱(worry-free)的時代。阮(goan)住在嘉義郡大林街的古厝，雖然與雙邊的厝相連，卻有「正身後稜」三棟，前棟有二khám店面寬，有事務所、倉庫及住宅，當時租給「專賣局」的煙草大賣部，由一位退休的內地人(日本人)居住經營。旁邊有一條巷仔，由厝前的「亭仔腳」通到中棟。阮居住的，就在中棟及後棟，共有大廳、中廳、食堂、廚房，大小四個房間，還有當時算摩登的廁所及有「風呂桶」的浴室。父親真愛洗浴，常常以「風呂桶」燒熱水，就給小漢的弟妹洗身軀(seng khu)後浸入於「風呂桶」，大家呼「siuⁿ sio」(太熱了)，伊卻說「無夠燒」(不夠熱)，伊叫阮要浸到流汗才能出來。三棟的中間有「深井」(cchim-chehⁿ)(中庭)，旁有屋頂的通路。每到季節，阿嬤會買一大籠的芒果(mango)，運到這中庭的通路。一家大小就在此吃到痛快。後棟的後面有 “後院”，有一個古井，周圍有洗衣、洗物件的圓環。還有附帶於廚房的「棧間」(chan-keng)，中有「石磨仔」(磨米作粿用)。隔籠仔後面有果子樹及雞寮(ke liau)，靠牆還有一個倉庫。最後面的磚牆有二人高，頂面埋有碎玻璃片，牆壁有孔，對彼可以看到後邊一家已經沒落的「阿舍(a-sìa)」的庭院，中間有魚池及荒廢的「池中樓」。阮一家──阿嬤、父母親、兄弟姊妹(由二個成長到六個)及二個婢女在這裡過了安穩又舒適的生活。

　　父親生於1907年，日本領台後12年，那是已有鐵道通車，電燈漸漸普及的時。阿公是小地主，可以不做事而能生活，年輕時吃鴉片。父親有一個大姊，照當時的習慣小漢的時就「分人」由別人撫養。因此他自小就單獨一個小孩，十一歲喪父後則與阿嬤過著母子二人的生活。大林公學校畢業了後，考進曾培養出許多台灣人菁英的台南師範學校。三年之後立志留日上進，遂辦退學而前往東京。在彼地轉入私立明星中學。(父親曾認為此所私立中學無什麼名氣，真少提起當時的情形。那知數十年後，我在日本的週刊雜誌偶然看到，此所中學是現今東京出名的升學率頗高的私立高等學校(高中))。

　　明星中學校畢業後，原來給阿嬤講「要去日本讀醫生」的父親，因為伊的數學特別強，竟改變主意挑戰當時被認為最難讀之一的東京高等工業學校(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學制上相當於德國的Technishe Hoschschule，可比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電氣科。日本在日俄戰爭獲勝(1905)以後，已被認為世界列強之一，而經過二十多年的經營，當時已是可與歐美並肩公認為東洋第一的經濟大國。父親由此名門的東京高工畢業後，據說在日本(內地)就有了相當好的就職機會。但在台灣一直等待他學成歸鄉的阿嬤不能再等了，要父親回來並娶某成家，於是他回來台灣，並與斗南望族曾家之二女，台北靜修高等女學校畢業的母親結婚。當時的台灣工業的基礎還不及於日本本地。像父親的專業人才少有 “用武之地”，但幸而不久，與曾在火車上認識的台灣製糖會社的重役而是東京高工的前輩(日本人)取得聯絡，被採用為台灣製糖會社彰化工廠的電氣室主任，父母親夫婦就搬去彰化的社員宿舍。彰化和大林只是坐火車二點鐘的距離，阿嬤隨時攏能來探訪。翌年 (1930) 我就在彰化出生。

　　據說大約三年之後，彰化糖廠發生了事故，雖然無人受傷，但阿嬤聽了則一定要父親辭職回鄉，反正家裡有家產可維持生活。當時台灣社會漸漸有人購用家庭用電氣器具，如收音機、電唱機(phonograph)、唱片等，卻少有人能作修理after-care等工作。父親大概與大舅參詳了，就在斗南開設電器用品販賣及修理的店，阮就搬去斗南。我的大小妹就在斗南出生。

　　二、三年後，據說大林街的農業信用組合有經營上的困難，大林街的有力者參詳的結果，來邀請父親回大林當「組合」的專務理事，掌理「組合」的事務。這和父親的專業無關係，但他曾在彰化糖廠當過主管，而以地主身分對「組合」的事務多少有所了解，於是他答應了，一家人就回大林住。阿嬤因多年來的願望實現而歡喜。我彼年進入大林小學校幼稚園。回數起來，父親此時才28歲。

　　大林街農業信用組合(戰後改稱為農會信用合作社)本來位於離阮厝一間店面的隔壁。父親掌理了二、三年，大概收益大有增進，就在往 “街尾”三、四間店面之處購買二間舊屋，拆掉再建一個摩登，又光又闊的建築。「組合」移轉到新建築，如新式銀行，內有長櫃台，後面排有十數台辦公桌各有檯燈，而父親的辦公桌則在最後面中央。由側間進入有小會議室，可直接通到辦公廳後父親的座位。在我四年級學珠算(用算盤計算)的時，父親叫我來「組合」，參觀珠算的名手簡先生實際應用珠算於業務的情形。我記得簡先生在十幾秒間已用算盤算出五、六位數複雜的計算又檢算且記錄在帳簿，非常驚訝。新社址離阮厝還是僅四、五間店面之處，父親「出勤」(上班)行路不到二分鐘。伊整日在「組合」做事，阮也無感覺伊「去上班」，而伊在下班後一定在家真少出外。後來大林信用組合又擴張業務，在郊區鐵路邊開設了「農業倉庫」，規模相當大。有三、四棟具有通風設備的倉庫、事務所及廣闊的稻穀乾燥場(phak chhek-a的所在，有水泥鋪面)。在農閒期的下午，阮常常去彼騎車(bicycle)遊玩，有時則與農業倉庫的職員打網球玩。我想我的網球是在彼從父親學會的。

　　在大林的這時期，我與弟妹等都在大林小學校就讀。大林街的西郊，有了台灣製糖會社的工廠，有許多日本(內地)人社員，及其家屬住的社區，有神社、小公園、醫務室。這社區與大林街中間，是為要教育「內地人」子弟而設立的大林小學校。日本領台後將近四十年的當時，雖然公用語是日語，而且大部份社會人士都受過公學校教育，都會講會寫日語，但在日常生活中，台灣人還是講台灣話。兒童就學以前大都未曉日本話，公學校的課本還是從教日語開始。小學校的教材就是與日本本國的相同，入學前兒童都知曉日本話。我不知父親(和母親)何時教我日本語，我有記憶的時已經在大林小學的幼稚園，與日本囝仔 “混”，也無陌生之感。就按如進入小學校。因為阿嬤不曾學日語，阮大家在家大都講台灣話，卻在不知不覺之中，學會日本腔的日語。這時期，學校的父兄會(家長會)都由母親參加，父親幾乎不曾來學校。不過在學校有重要的典禮(如新年或畢業)的時，父親被邀請當來賓出席。彼時陣，父親大概是唯一的台灣人來賓，在「來賓入場」的口令下與十幾位來賓進場。我想這是因為父親可能是當時在大林(包括日本人)擁有最高學歷而且是民間機關「組合」的主管，我為此感覺驕傲。以後大小妹，二弟與三弟都就讀於大林小學校，直到終戰的一年半前。

　　我開始上小學一年級的時，父親買一張書桌給我，在居室內，排在伊的書桌前面。伊又給我說明如何將書本、筆記簿、文具等等整理在拖仔(抽屜， drawers) 內。記得我因為生來第一次在家內有家己的 “所在”，並有感於做學生的責任而十分興奮與歡喜。每日從學校歸來，即到自己的書桌，把書包內面的物件整理好，才作宿題或看書，或給在旁chhit-thô的弟妹 “指揮”。在1937年代的大林，連與我同學的日本人家庭都少有給小學生買個別書桌，我為此感覺得意。後來小妹上一年級的時，她也得到新的書桌，排在窗邊我的書桌對面，父親的書桌則移至內面，面對我二人書桌的側面。到我升上小學六年級時，二弟入小學一年了，他也得到新書桌。擱在我的書桌原來之位，而我的就搬到我與二弟、三弟的六疊臥房之一角。以後除了二年間的 “走空襲”(避難美軍的轟炸與疏開)與戰後的混亂以外，我家的書桌繼續增加，至我上大學離家之前，共有五隻書桌(父親的不算)占一間房間做「讀書間」。

　　我入學的時，父親也訂了一份雜誌，「小學館」社的「小學一年生」月刊，每月由東京的出版社直送到大林的厝。大概三年級或四年級起則買算術的練習簿，一年有上下卷二本，每日作完宿題後得作一、二頁的練習。這些作業平常都無困難，但作完卻有些成就感。另外他若去嘉義的書店看到好的書就會買回來給我。我的印象中第一本引起我讀書的滋味的是一本叫做「一直線」的小說。我已記不得作者的名或內容，但大概是關於一個家境貧寒的少年，立志要做一個為社會有所貢獻的人，克服了種種困難或誘惑，一直線往志向努力，終於達成目標。到小學高年級時，日文的程度已經相當好了，「小學五年生」雜誌以外，連父親訂的大人雜誌「家の光」也提來看。其他父親也有幾本偉人傳，有日本人的，有外國人的。其中エヂソン傳(Thomas Edison的傳記)是我久長愛讀的書。終戰的二年半前，我進入嘉義中學校。到此時太平洋戰爭的影響波及到台灣，書店內漸漸不見新書了。但父親還能找到好書給我。其一是「化學方程式の基礎」，是父親東京高工的前輩而當時執教於台南長老教中學(戰後的長榮中學)的劉主安先生著的。另一本是「天文學新語」，是通俗科學叢書之一，著者已不記得了。前者對我讀化學課有真大的幫忙(後來才知這本書當時在台灣相當有暢銷過)。後者對於宇宙的神秘，無邊大，大開我的眼界，程度相當高。在我的記憶中，直到十數年後我離開台灣的時，中國書籍中還未看到有如此新知的書。父親不多言，但默默地給阮子女提供讀書的好環境。

　　1944年的年初，就是終戰的一年半前，我家一直安穩的生活發生了空前的變動。有一日父親的一位吳姓舊同窗從台中來訪。他當時在台中州立台中工業學校任教，是受教頭(副校長兼教務主任)之託來勸誘父親去台中工業學校做教諭(教官)。原來台中工業學校的教諭陣容有多位東京高工的畢業生，而教頭也在其中，是父親的前輩。當時在台灣的中等以上學校的教員大多數是日本人。太平洋戰爭後期他們一個又一個被徵召出征去了，許多中等學校發生了師資欠缺的現象。台中工業學校也有此問題，而教頭求助於母校，才得到父親的現地址，先以書信連絡，後才派吳教諭來訪的。這是父親離開彰化糖廠以後第一次能發揮伊的專長的機會，而當時能在官立的工業學校執教算是榮譽的事。加之「組合」的業務在戰時的統制下，已失去相當的自由度。於是父親決定接受應聘，阮一家八口，搬去台中市郊外的日式宿舍，留了阿嬤與婢女在大林。我與三個弟妹都轉學去台中的日本人較多的學校。當時台中市是台灣第三大的都市，是州廳的所在地，而且是聞名按都市計畫建設的美麗都市。可惜台中工業學校和阮上學的學校都在郊區，何況是在戰時，阮幾乎無機會去市區遊玩。父親去教書，行路要40分，我上中學要行25分，而弟妹的小學校在行路15-20分的所在。每早，母親要做5個便當給阮帶，無多久阮就習慣台中的生活了。然而，到彼學年末，美軍的空襲愈來愈頻繁，學校也屢有停課，父親就決定將家族疏散回大林，在大林郊外，另建一個小屋與防空壕住。我則與父親作伴，留在台中，偶爾回大林團聚。

　　這時期也有甜酸的回憶。阮的宿舍在郊外往台中工業學校的途中，較為安全。每有空襲警報發令，學校停課時，則有二、三位父親的台灣人朋友來阮厝作伙避難。最先到的大概是台中市的名醫「黃小兒科」。他穿一副“無合身”的 “國民服”，背 “防空頭巾”，縛腳絆，穿 “足袋(ta-bi)”，頭上又戴一頂過大的 “戰鬥帽”，樣子相當滑稽。一聲「賴(rai sen-se)」就進來了。過不久較年輕的，在台中工業學校當講師的陳先生與江(?)先生也帶便當到了。大家各自倒茶，隨便坐著看書或聊天，氣氛輕鬆。到中午父親建議大家作伙吃便當，而阮也捧出厝內的便菜，大家可互相欣賞。結果黃醫師的便當大概是最豐富的，大家連同黃醫師都為此哈哈笑。父親與我也有過驚惶的經驗。有一次我和伊帶著配給的食糧回大林途中，列車受到美戰鬥機的攻擊，列車在遠遠看到美機來襲隨即停車，叫大家盡快離開列車。父親與我跳下車後，就往剛收成過的稻田走(跑)，一區越過一區。數分鐘後就聽到美機掃射列車的pat-pat-pat-pat聲音。正加緊跑時，父親跌倒了…背著裝滿配給的「味噌」的大花缸。佳哉阮已經離列車有二、三百公尺，父親也無什麼擦傷，而這次列車的乘客都無人受傷，只是覺得幾乎破膽。

　　1945年8月在廣島(Hiroshima)與長崎(Nagasaki)相繼投下二粒 “新型爆彈”。此消息在翌日就在台灣各地的新聞(當時已經縮小到半頁一張)報導，並有專家指示這 “新型爆彈”就是　“原子爆彈”。我似乎聽到父親私下講「按如日本大概會投降?」。果然過幾日後，日皇在破天荒地以廣播方式告知全國國民說日本有用意接受盟軍的勸告，無條件投降了。我記得以後的數日，社會異樣地平靜。雖然美機不來襲了，空襲警報的「水螺」也未 “陳”(tân)了，大家似乎仍半信半疑，對未知的將來有一抹抹不安。

　　中國國民政府以「戰勝國」的名義開始「接收」台灣以後不久，父親從台中帶回一個消息。由中國派來接收舊台中州的劉存忠，在「州廳」(州政府)召見日治時代已在州立中等學校任職的台灣人(日本籍高等文官)，只派in (他們)接收州下的中等學校。但見到父親時，他卻要請伊去接收台中州東勢郡，當行政官「郡守」。日治時代的台灣人大多數都學醫，而且因語言的關係，讀文科的較少。並且在日本帝國治理下，地方長官都是官派，在台灣至1940年前後台灣人，作莊長(鄉長)或街長(鎮長)者常常有之，但作「郡守」(相當於戰後的縣長)的，全島只有一個聞名全台灣。父親受邀請作「郡守」當然是一個榮譽，於是伊接受了。大概在1945年10月許全家(留我一個讀嘉中)連同阿媽搬到東勢街的「郡守宿舍」。這是阮住過最大的日本家屋，有玄關，有洋式應接室，也有一間排滿書桌的「讀書間」，有郡守專用的小汽車，車庫及住在鄰居的運轉手(司機)。東勢地區的住民大部分是客家人，聽講父親欲前往接收的時，前任的日人郡守下各級官員都非常緊張，到知悉父親是台灣人而能講一口流利的日本話才鬆一口氣又大歡喜，一切移交非常順利。父親也留住所有的台灣人「郡役所」的職員，使「交接」更為順事。東勢郡內有相當廣大的山地，住有許多原住民，父親初次出巡，也與各族族長建立良好的關係，因為in都講日本話，大受歡迎。以後的約三年間，父親在東勢郡(後改稱東勢區)當政，相當愉快也交了許多朋友。老大的我於次年轉學到台中一中，大小妹在台中女中，同坐bus和火車去台中通學，二弟三弟四弟則在東勢國民學校就讀，二妹還小而三妹則在東勢出生。

　　“戰勝國”中國帶來台灣的，是台灣人前未所聞的，驚天動地的通貨膨脹，在極度的不安之中，一般人不知不覺失去了相當大的資產，這期間印象最深的，是去附近的柑仔店(kam-a-tiàm， 雜貨店)買瓜子，早時到傍晚就漲了一、二成，次日也按如。過一禮拜，錢就變薄了一半。父親領來的薪水雖然月月有調整，至月底往往不夠用。父親就叫我回大林賣寄在農業倉庫的粣仔(chhek-á，稻穀)，換現金帶回來用。回大林後，我依照父親的吩咐先去二、三間「米絞(bi –ká， 碾米廠)探聽當日的米價，再去農業倉庫協商最好的價格(倉庫的職員大概識我是誰，給我優待)。領出現鈔後用布巾包好，裝在ka-chi(稻草織成的，有“耳”的袋仔)，乘滿載的火車返去東勢。通貨膨脹，至1949年才平靜下來。戰前台幣與日幣同價值，四年後換作 “新台幣”(NT$)時，四萬元換成一元NT$，算起跌值80萬分之一。戰敗後的日本也有了通貨膨脹，但日幣跌值至180分之一，然後回升到50分之一後安定下來。這時期的父親公事繁忙，常常晚間還有訪客，因此只會偶爾由 “應接室”過來 “讀冊間”看看阮而已。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在近山的鄉下東勢情形還算平靜。不過我在家聽收音機的放送，呼籲大家出來參加 “起義”，覺得相當激動，想應該出去台中，為台灣做些事。此時父親真堅決地不准我出門，講「這是無組織的一種動亂，不可隨便參加」。數日後父親得感冒臥床靜養時，一個原住民的族長與五、六個年青人帶日本刀來訪宿舍，以日語懇請父親說「請讓我們去」 “区長さん、行かせて下さい”。父親在床中堅持說「いかん、いかん」(不行，不行)。最後他們聽話了，收拾了武器回山區去。我在家待機一個多月，等社會恢復平靜了後父親才讓我回校。當時的導師兼教務主任陳建，一看到我就叫我去問，我在這個月中間在哪裡，而要求父親親自來校證明我的確在家內。原來彼時有一群青年退去埔里的山內繼續抵抗。我不記得父親直接去見陳建，或是托人帶我去看他。總之，佳哉我是真正滯在家中一個月多。我再次感覺有幸有父親的智慧與勸告。第一次我有同樣感覺是在戰爭後期，當時我曾想要參加學校的滑翔訓練班，說以後要志願去航空士官學校。父親異常地生氣而罵我：「按怎會生tioh你這如此笨的(chiani)hautai ê」，我就沒去參加了。我在學校一直是優等生，卻是戇直到底，彼時真正相信日本帝國是不會投降，會戰到全軍 “玉碎”的。

　　如此，父親用伊的良識與判斷，維持東勢地區的秩序，無事經過這困難的時期。然而豈能料想，二二八事件平靜下來後不久，父親部下的中國人警察局長竟誣告父親，說伊在二二八的時唆使山地青年企圖參加暴動! 這完全是與事實相反，怎麼有人能提出這種誣告，其用意何在? 我不記得彼時如何經過，只記得全家為此情緒沉重。經過四、五個月後，這件事得到「不起訴處分」解決，而該警察局長被調動，離開東勢。但是父親覺得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已經夠額了，“中國官”真不值得做，所以伊向州(當時已改稱台中縣)請辭了。據說縣當局還挽留伊在縣政府內做事，但父親還是辭職，全家就搬去台中市。

　　我的印象中，父親來台中(台中工業學校教諭)以後結識的台灣人朋友，大都是日治時代受過高等教育的。搬去台中市以後父親與這些朋友組成小型的製黑糖的工廠，記得是在南投。我不知道這嘗試的由來或如何進行，但聽講最後還有趁(thàn)錢。台中市的住所，可能是阮家住過的厝當中最小的，但還能排進五個書桌，我與弟妹讀的都是台中一流的中、小學校。但，搬去台中約一年後，母親在戰中染到的肺癆疾，因戰後數年間的積勞而惡化。加之才滿二歲多的三妹發現染到「カリエス」疾，父母親曾帶她去台北就醫，但當時的醫術只能控制病原，對該疾的“後遺症”則束手無能。父母親的憂慮傷心可想而知。母親症狀的惡化與此不無關係。總之父親與醫生參詳後，決定讓母親轉地療養以便專心看護，於是帶四弟、二妹與三妹先搬回斗南阿舅的別墅，後再搬到在大林郊外收回四分地新蓋的簡陋的住宅。父親學會了筋肉內及靜脈內注射，每日一次注新從美國來的特效藥 “streptomycine”及營養劑，每日在家看護。回大林不久streptomycine與PAS的並用療法漸漸見效，母親脫險了，並且大概田園中的空氣新鮮有所幫助，使母親漸漸恢復元氣。

　　此時期被共產黨軍打敗，逃來台灣的中國國民政府政加強對台灣的搾取，以實行「民生主義」為藉口，施行在大陸當權五十年中無法施行的“土地改革”，因為台灣在日本統治下已有五十年的法治及完整的戶口記錄，使“空手”來台的中國政府極容易地“改革”台灣人的土地。結果，父親學成回台灣以後累積倍增的十五餘甲的田園，除得保留三甲外全被徵收，償以不值錢的公營公司(從日人接收的)股票。因通貨膨脹而已經減值的家產更較減少。每想到此事我對父親彼代的人的遭遇，感覺同情與憤慨。

　　不幸中之有幸，是原為母親的療養收回的四分地，用來開魚池，做果子園、菜園等，給我一家有如世外桃源似的生活。家產雖減少，還得以維持基本的生活。家族得到小康後，父親接受邀請，去斗南中學任數學及物理的專任教師。每日伊騎腳踏車往返斗南約七公里路，相當辛苦。但後來才知伊寧可騎車是有理的。父親授課的時間每日不同，如果坐班車去學校往往要等授課時間，下課後又要等班車，加之行路往返車站還要花時間和體力。直接騎車去授課反而省時省體力。記得父親回家都在下午三、四點以前，到家後日落前還有時間休息、整理庭園或做愛做的事。有時三舅公與阿舅來訪，吃晚飯後在前庭納涼，在滿天的星辰之下作樂、唱歌，頗有詩意。生活還算平安。

　　大學畢業後，我似乎真少回家，因為去鳳山受義務的預官訓練一年後讀研究院、就職等，一直無暑假回家久住。去鳳山受訓約一個月時，有一禮拜日回家省親。我回到家看無人就去市場邊的教會才見到大家。我知自從離開台中市以後的數年間父母親漸有心境的變化，偶爾去教會做禮拜，但禮拜日全家赴教會對我是新的經驗，印象特別深。彼年中間，父母親及在家的弟妹都相繼受洗成基督徒。在我的印象中，父親在家依舊寡言，真少講起信仰的事，但在伊的桌上常看到以紅鉛筆註解過的聖經。後來伊被選為長老，在教會充當領導的地位，有時也要講道。我離家出國後，父親對教會事工愈熱心，為大林教會建設新教堂及其遷移盡心盡力。十數年後，四弟在紐約的教會當長老，三妹，大妹和二妹夫婦都在Detroit的教會當執事奉，而三弟，我與二弟後來也都受洗成基督徒了，想來這都是父母親的影響。

　　父親及伊的家屬生涯最大的轉機可說是移民來美國。原因與經過複雜在此不想贅述，但簡單講是脫開中國人統治的台灣而來自由民主的美國求生。先是父母親及三妹，於父親退休教職以後來紐約與我及四弟家族團聚，三妹就讀於紐約市立大學，父母親也去過巴西二弟家數月，也回台灣大林住一段時間。後來大小妹家、三弟家、二妹家也移民過來了，才作最後決定，整理大林的家產搬來美國。最後二弟家也自巴西搬來，雖分開在各地謀生，大家都定居美國了。

　　如今又經過33年了，父親逝世至今也20年了，雖然比起地球45億年歷史這是剎那的時間，但以人的感覺來講還是漫長的。對父親舊時的記憶還是如褪色的天然色映像，浮在我腦海。父親真清氣相(chheng-khì-siùⁿ)，早起時刷齒洗面剃口髭要費相當的時間，然後頭髮梳得整整齊齊才出來。洗浴時常常給小弟妹“鑪身軀”(lù seng-khu)鑪到yin唉唉叫，幫忙洗米煮飯常將米洗到碎碎去等等。父親的字是公認的美體達筆，畫也好。看到三妹作宿題繪畫，看得不順眼就要“少許”修改，但改了太好怕給老師指責宿題有人幫忙，三妹一直叫「お父さん、好 à la」，有時連母親在旁“懇請”，情景使我禁不住微笑，因為我小時也有過這種經驗。伊的手藝也非常好，有時用竹作玩具給阮，作起來都真精緻。伊教阮“摺”紙(ut-chóa)的時，每“摺”一回要順“摺”線壓過才能“摺”較媠(súi)。伊會曉用紙“摺”成一隻有cabin的精巧小舟，可惜阮子女都無學到。父親喜愛「大自然」。在家通常是輕衣寬著(パンツー枚様)，自由自在。常愛與天真活潑「大自然」的幼子玩耍，戲弄個叫 “góng(戇) tu-tu”。後來又發明了無什意思的愛稱 “tèn-chín”。我想父親為人樸素大致能過了「大自然」的一生，是值得慶幸。神上主創造的人，各有各的存在意義。